09/18 2020

摩登日记|28万的爱马仕麻将什么样?真皮包裹红木、洗牌无噪音

  国人对麻将情有独钟,逢年过节,与朋友家人打上几圈麻将,是增进情谊的不二之选。国外也有许多麻将爱好者,从20世纪开始,麻将由中国流传到欧美国家,成为了一项既时髦又国际化的脑力运动。

  麻将的影响力在时尚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前,奢侈品品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普拉达(Prada)和古驰(Gucci)都推出过限定麻将套装,并在社交媒体引发广泛关注。近日,爱马仕(Hermès)宣布加入这个“三缺一”的阵营,推出了售价约为28万元的麻将套装。

  据官方介绍,爱马仕“Helios Mahjong Set”麻将由铂金包(Birkin)、凯莉包(Kelly)的两种皮革拼接制作,打磨光滑的红木被用于制作麻将盒,富有质感的天然纹路让古朴气息与现代风格碰撞出独特的观感。

  除此之外,麻将盒内部还有骰子、收纳盒、筹码棒。最受关注的麻将牌同样以红木为主要材质,表面则使用触感光滑的小牛皮包裹。

  有趣的是,麻将上的图案并不是以传统的雕刻形式呈现,而是采用奢华的全皮印花制作。

  为了降低噪音,很多人习惯用麻将纸垫桌子。爱马仕麻将可以省去这道工序——每张牌上都覆盖了帮助降噪的真皮,无论洗牌还是叠牌,都可以降低音量甚至达到静音的效果。虽然使用爱马仕麻将可以与碰撞声告别,但对于喜欢牌面撞击声的人来说,没有熟悉的声音似乎少了些味道,麻将本身也仿佛失去了“灵魂”。

09/18 2020

湖南公安打击治理跨境赌博犯罪 抓获1119名犯罪嫌疑人

  (记者 郭薇灿 实习生 郑周远 通讯员 左建建)今天,湖南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打击治理跨境赌博犯罪新闻发布会。

  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打击治理跨境赌博机制,按照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精心组织、统筹推进,全力构建“机制引领、公安主战、部门主管、全省协同”的工作格局,坚持打击与防治相结合,坚决遏制跨境赌博扩散蔓延态势。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共侦办跨境赌博案件10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19人,查扣冻结涉案资金、资产17.83亿元,打掉网赌平台、推广平台等71个。

  会上,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胡长春介绍,跨境赌博犯罪严重危害我国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5月19日,湖南省成立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领导小组,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许显辉担任组长,领导小组包括21个成员单位,下设9个专项工作组,办公室设在省公安厅。省公安厅成立12个警种参与的打击治理跨境赌博机制专班,扎实抓好情报调研、专项打击、政治安全、边境管控等工作。全省公安机关以“零容忍”的决心,集中力量侦破一批跨境赌博大要案件,迅速掀起打击治理高潮。截至目前,全省申报13起跨境赌博国家挂牌督办专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70余人,冻结扣押涉案资金4.79亿元,查封涉案资产价值约4.28亿元。指挥侦办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案3起,捣毁黑灰产窝点27个,打掉多个非法资金跑分、流量劫持等平台,有力打击了跨境赌博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同时,加强治理跨境赌博宣传力度,组织拍摄6部反赌短视频,在各类互联网站、省内各大城区、地铁站点、商场、电影院投放播出,引导广大群众提高识赌防赌的意识和能力。

  下一步,全省公安机关将在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领导下,继续深化打击治理,进一步巩固、深化和扩大战果,始终保持对跨境赌博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合法财产、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2020年5月8日,在省公安厅治安总队的指挥下,长沙市公安局组织300余名警力,在深圳、杭州、上海、武汉、长沙5地对部督“4.10”利用网络开设赌场案成功收网,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00余人,刑事拘留72人,冻结扣押现金、理财产品近1.6亿,房产、门面、高档豪车、金条等涉案物资近6000余万元,冻结涉案银行账户360余个。

  该团伙主要依托公司开发运营的手机房卡类棋牌赌博平台“玩呗”APP和为赌博资金结算工具“乡聊”APP实施犯罪。“玩呗”房卡类游戏平台内置斗牛、跑得快和长沙转转麻将等赌博模块,通过各种渠道发展国内下线为赌客群群主或者管理员,群主发展和管理赌客。赌客下载、注册和登录“乡聊”和“玩呗”两个APP后,参与斗牛、跑得快和长沙转转麻将等方式进行赌博。“乡聊”APP赌博群群主、游戏赌博平台“玩呗”APP和赌资结算工具平台通过抽水、买卖房卡和赌资提现银行卡收取高额手续费等方式实现盈利。赌客进入注册充值后与赌博群的其他真实玩家进行线上对赌,牌局结束后,赌客在群内进行结算,牌局大赢家将房费水钱发给群主。

  2019年6月6日,湖南警方在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对部督924网络赌博专案展开集中收网行动,与此同时,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协调下,中国警方协助越南警方在越南广宁省下龙市、庆和省芽庄市、岘港市同步收网,相继抓获涉案人员108名(其中越南抓获77人,国内抓获31人),捣毁作案窝点20个,扣押电脑51台、手机116部,冻结银行卡2442张、支付宝账号237个。

  2017年以来,犯罪嫌疑人肖某清等人利用境外“土豆德州”“德扑圈”“红龙扑克”“公牛汇”“Hi Poker”等网络赌博平台,在越南广宁省下龙市、庆和省芽庄市、岘港市等地组建“湘军联盟”“英雄联盟”等联盟,在联盟下成立“芬达”“兰桂坊”等俱乐部,同时发展越南和国内湖南省长沙市、岳阳市等地代理陆某、陶某等人经营“海底捞”“大黄蜂”等俱乐部,在微信朋友圈、QQ群进行推广,组织玩家参与德州扑克、“斗牛”“三公”等网络赌博活动。肖某清、海某等人负责运营和推广,雇佣文某、杨某等人担任客服,为玩家提供上下分服务。玩家按照1:1的比例在平台充值后,即可参与牌局进行赌博。平台、联盟、俱乐部从玩家盈利中按5%比例“抽水”进行分配。

  2019年5月25日,宁乡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在深圳、广州、上海、长沙等地对部督“8.30”网络开设赌场案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70名,移送起诉36人,行政拘留34人。打掉地下“六合彩”赌博团伙1个、赌球团伙2个。

  犯罪嫌疑人李某杰等人通过在“SK2”等赌博网站上注册总代理、代理账号并发展下线会员的方式,为地下“六合彩”当庄写码。犯罪嫌疑人何某、陈某两个赌球团伙采取从“皇冠”赌球网上级代理处开出账户,与网站平台、代理约定分成并接受参赌人员投注的形式开设赌场,以网上投注、网下结算模式支付赌资,并通过严格的层级代理进行分红。

  2020年6月19日,在省公安厅的直接指挥下,湘潭市公安局“3.20”专案组在湖南、福建、广西、河南、内蒙古5省(区)11市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抓获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捣毁涉案工作室2个,扣押涉案银行卡200余张、作案手机100多部、作案电脑10多台,冻结涉案资金2亿余元。

  该案犯罪团伙利用名为“招财猫”的网络游戏APP,提供炸金花、牛牛、捕鱼等11类赌博游戏项目让玩家下载、注册、充值进行游戏。该赌博网站数据服务器、Web服务器均设置在境外,通过互联网、QQ、微信等方式招募代理和会员,组织人员在网站内以多种方式进行赌博活动。注册会员72万余人,涉案金额49亿余元。

  2019年8月28日,衡山县公安局对“7.18”开设赌场案立案侦查。通过前期侦查,发现该案涉案人员众多、涉案金额巨大、涉案地域广,涉及境内多个省份及境外,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秩序,属于重大网络赌博案件。经湖南省公安厅报请公安部批准,该案被列为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

  为全力侦破此案,衡山县公安局从各警种抽调精干警力组成“7.18”专案组,围绕该犯罪团伙的人员流、资金流、技术流等方面开展侦查。经过近半年的专案经营,“7.18”专案组基本查清了该跨境开设赌场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资金流向和犯罪事实,收网时机已经成熟。2020年1月19日,在省公安厅、衡阳市公安局的直接指挥下,“7.18”专案组派出32名民警奔赴福建省厦门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李某强等5人,现场扣押黄金690公斤、现金1800余万元、银行卡若干、手机9台,冻结银行卡1254张、涉赌资金6400余万元,查封房产13处、价值约4000余万元,成功打掉了一个横跨中国、柬埔寨、菲律宾三国的跨境网络开设赌场犯罪团伙。

  2020年4月7日,在省公安厅治安总队的统一指挥和当地警方的密切配合下,湘阴县公安局组织260余名警力,分为山东、广东深圳、湖南邵阳、湘阴、长沙5个战区对部督“6·23”网络开设赌场案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抓获团伙犯罪嫌疑人27人,冻结账户129个,查封房产19套,收缴会计凭证127本,扣押涉案车辆10台、电脑86台。

  经查,深圳市某科技公司开发的“七星棋牌”APP游戏软件,在平台内进行麻将、纸牌等赌博活动,玩家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平台充值购买“钻石”参赌,公司从每场赌局中抽头渔利,再返利给团伙下线。该赌博犯罪团伙由合伙人成立推广团队,代理负责社会推广,进而发展群主,群主则负责拉人下载APP参与赌博。APP实行24小时运行,自带结算系统,每场牌局结束当场结算,输家只需扫码赢家的二维码即可支付赌资。该平台成立4年多来,疯狂扩展下线、发展赌民,注册会员人数和违法所得爆发式增长。截止到案发时为止,参赌人员多达138万人,遍布湖南、江苏、湖北、山西等多个省市,下线万人,涉案金额更是高达9亿余元。

  2019年10月,岳阳市公安局屈原分局破获部督“2.08”网络赌博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9人,起诉12人,行政处罚11人。

  该案犯罪嫌疑人林某坚通过上级网站平台开发者,以每月5万元的价格租赁了“万豪”时时彩赌博网站,以每月3万的价格租赁了“万隆”六合彩赌博网站。两个涉案赌博网站涉赌人员从上至下依次分为网站经营者、分公司、股东、总代理、代理、会员六个级别。林某坚通过各级代理发展会员,通过经营赌博网站吸引赌客参与赌博,非法获利达数千万元。

  2020年1月7日,汉寿县公安局组织100名警力,在长沙、常德、北京对“常来游戏”APP开设赌场案同步开展收网行动,一举抓获14名涉案犯罪嫌疑人。

  “常来游戏”APP有字牌、麻将、扑克、比赛四种玩法,玩家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购买“元宝”才能玩牌。在游戏里打牌需要消耗“元宝”,销售“元宝”是该游戏软件唯一的获利途径,经营者和代理按比例抽头分成。为方便收取玩家充值“元宝”的资金和支付代理抽头分成,该犯罪团伙还与某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以高额手续费诱使该第三方支付公司为其提供资金收付服务。“常来游戏”经营者通过线上和线下两个渠道推广该游戏软件,在线上主要通过微信群和网页等方式进行宣传,线下举办各种推广活动大肆发展会员,两年时间发展注册玩家30多万人,销售“元宝”获利3亿余元,其中代理分成2.4亿,软件经营者分成6000余万元。

  2019年1月28日,张家界市公安局永定分局立案侦办“1.28”网络赌博案。专案组在西安、南昌、兰州等地先后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7名,冻结涉案公司和人员银行账户1403个,冻结资金1.18亿元。2020年6月19日,经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审理,已对7名犯罪嫌疑人进行判决,并没收涉案赌资8732万余元。

  该赌博网站名为“679彩票”,所属的网络赌博集团位于菲律宾,赌博集团共有8个赌博网站,“679彩票”网站平台提供足球、篮球等体育赛事、六合彩、等博彩项目让玩家注册充值进行赌博。为了吸引赌客参与赌博,该赌博犯罪团伙成立推广团队,代理负责社会推广,涉案资金达到数亿元。

  2019年10月22日,张家界市公安局立案侦办“10.8”网络赌博案,经过警方深入调查,发现该网络赌博平台服务器搭设在境外,在国内由李某某等多人担任代理,发展赌徒参赌。同时,该团伙利用境外洗钱平台,专门为该赌博平台提供洗钱服务,将大量资金转移到境外。随着案件的不断深挖,专案组查清了该团伙组织架构、经营状况及资金流水去向等情况。2020年3月27日,此案被公安部列为督办案件。

  2020年4月13日,在省公安厅治安总队的指挥下,张家界市公安局组织40余名警力,分六组奔赴厦门、广州、阳江、湛江、郑州、焦作开展统一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6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3人,冻结涉案公司和人员银行账户331个,共计冻结涉案资金7900万元。2020年7月10日,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9/18 2020

德州扑克“中国式发展”:职业牌手月入10万元

  7月13日,北京一家德州扑克俱乐部,玩家正在玩牌。该俱乐部实行会员积分制。 新京报记者 罗亦丹 摄

  7月8日,腾讯旗下的天天德州获得全球最著名的扑克赛事WSOP ASIA亚洲独家赛事授权及线下赛事举办权。

  德州扑克是投资圈最流行的休闲游戏之一,首位夺得WSOP冠军金手链的中国选手杜悦是常春藤资本合伙人。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股神巴菲特、柳传志、马云、李开复等一众大佬也是德扑爱好者。

  随着德州扑克在中国的一步步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身德州扑克产业,德州扑克俱乐部、赛事和线上平台近几年涌现。多名德州扑克行业从业者向新京报记者称,这几年国内开设的正规德州扑克俱乐部数量超过了500家,目前国内的德州扑克玩家数量约有6000万人,其中有不少“职业选手”。

  “在国外,德州扑克常见于赌桌上,但国内由于禁止‘抽头渔利’,正规的德州扑克俱乐部均采取积分制,以举办锦标赛,收取选手门票的方式盈利。而CPG、WPT等大型赛事则在收取门票的基础上,还需要寻找赞助商。”7月13日,在北京开德州扑克俱乐部的张威告诉新京报记者。

  整个牌桌只剩下罗小杰和对面的眼镜男,经过5个小时的对局,罗小杰手中的筹码已经翻了10倍,只要打败对面这个人,他将赢得两万五千元奖金。

  翻开手中的牌,罗小杰迅速判断出这盘可以打,他选择了ALL-in,对面犹豫了一下,跟了。双方随即都亮出了底牌,罗小杰只用了0.2秒就算出了他获胜的概率高达95.45%,只要下一张牌发的不是J,他就是最后的赢家。

  “这叫做被Bad Beat。”罗小杰说,“这个词指的是大概率能获胜的情况下却遭遇小概率事件导致失败。我花了5个小时将手中的筹码翻了10倍,却因为Bad Beat在3分钟内输光了全部成果,但我的打法没有问题,因为在概率上最后一局应该是我赢,长期来看我还是能盈利的。”

  上大学时,罗小杰通过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室友接触到了德州扑克,并迅速掌握了这项纸牌游戏的技巧。“当时主要在Pokerstar等国外线上平台打,就打几块钱的。那时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500元,通过打扑克可以赚3000元。”

  “德州扑克差不多从2011年起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当时北京的德州扑克圈子很好,因为这个游戏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很时尚,来打德州扑克的老外和女孩很多,也吸引了不少高端人士。”从事德州扑克俱乐部管理的刘宏伟告诉新京报记者。

  2011年,大学毕业不久的刘宏伟来到北京求职,发现这里有很多德州扑克俱乐部在举行德州扑克比赛,此前就有德扑经验的他试了试手,结果第一次打比赛就拿到了第二名,赢了一张2000元的油卡。“当时我刚毕业,在北京没有任何人脉资源,但通过德州扑克认识了很多有身份地位的人,他们来玩德州扑克不是为了赢,就是为了休闲。”

  据刘宏伟回忆,那个时候iPhone4刚火起来,当时北京有7家德州扑克俱乐部举办比赛,奖品就是iPhone4,这吸引了不少人参加。

  “当时我平均一个月能赢10部iPhone4,当然随着德州扑克的普及,大家打牌的水平在进步,我的打法别人也学会了,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好打了。”刘宏伟说。

  在德州扑克圈,罗小杰和刘宏伟这样的牌技高手被称为“鲨鱼”,与之对应的新手则是“鱼”。

  “上牌桌之后,必须迅速找出那条‘鱼’,如果找不到,你就是鱼。”罗小杰说,现在不少精于概率计算的专业人士来打德州扑克,希望能以小博大,赢得奖金。“比如最近一次靠Bad Beat打败我的眼镜男就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我的一些朋友甚至放弃了自己月薪3万元的工作,专职打牌。最厉害的哥们一年里平均每个月的收入都超过10万元。”

  但德州扑克玩家需要担负的是巨额的输赢以及能够接受这种输赢的心理承受能力。罗小杰的最高获胜纪录是每天赢8000元,连赢一个月,算下来月入24万元。“最惨”记录则是在3个小时之内输掉价值27万元的筹码。

  “3小时输27万是什么概念,我见过输了30万嚷嚷着要报警的,但作为一名职业选手,你必须有承担这种起落的能力。”罗小杰说。

  一般而言,参加俱乐部比赛需要购买筹码才能入场,而当这些筹码输光后,选手既可以选择离开,也可以再次买入新的筹码,一些输急眼的人为了获胜会拼命买入筹码,再不断输掉,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巨亏。而赢钱则很简单,只要赢得别人手中的筹码即可。

  有熟悉德州扑克的人士表示,在正规的德州扑克俱乐部,虽然打比赛需要以现金购买筹码,但赢得别人的筹码后,最终获得的奖励是以俱乐部积分和门票形式实现的,不能变现,如果俱乐部对这些积分进行交易,就会涉嫌赌博。

  “正规俱乐部是不允许交易积分的,但有时我们可以私下自己交易,俱乐部是管不着的,这样就可以把奖励变现。”罗小杰说,他可以私下找想来玩的人,把积分换成钱。“还有一些人去非正规的‘地下现金局’打牌,那里可以实现直接现金交易。”

  刘宏伟在迈入德州扑克圈的第三年,转型成为德州扑克裁判和一家扑克俱乐部的经理。“这是一个新兴行业,我既然擅长这个,就干脆专心成为这个行业里的一员了。但2012年到2013年期间,行业很冷,身边的朋友和父母都不支持我做这个,觉得我不务正业。”

  数百平方米的大厅里摆放着10多张德州扑克桌,每桌能坐9名玩家,在这些玩家中间,穿着制服,戴着耳麦的发牌员正熟练地把一张张扑克飞到每个人的手中。

  7月12日晚,记者见到刘宏伟时,他正在办公室听运营人员汇报比赛进行情况。在北京,绝大多数德州扑克俱乐部以每天开办MTT比赛为生,这种淘汰赛机制的比赛入场需要缴纳100到200元不等的报名费,玩家打光手中的筹码即离场,最终选出剩下的几人。如果拿到前几名名次,可以获得价值几千元的更大型比赛的门票和会员卡积分。

  刘宏伟说,开办德州扑克俱乐部有一定的风险,“房租太高,加上雇用的几十名员工和他们每个月四五千的工资,以及水电、消耗品和一些服务费用,一天的成本在一两万元左右。”

  据其介绍,目前,国内大部分德州扑克俱乐部注册的公司类型都是文化传播公司。

  “实际上,德州扑克玩家每天来打比赛的门票有很大一部分都在奖励上回馈给他们了,剩下的部分支付了场地费用和员工工资,现在俱乐部盈利靠的主要是广告。”刘宏伟说。

  “每一位来打扑克的玩家都是我们的会员,目前我们一共有一万名会员,这些人中高端人士的比例很高,一些奢饰品以及金融机构想做推广,找我们最直接,所以这成为了我们的盈利点。”刘宏伟说。

  第一次来德州扑克俱乐部打牌的人需要登记身份证和手机号码成为“会员”,俱乐部可以通过公众号等方式定期向这些会员推送广告。同时俱乐部可以在其内景,比如记分牌上打广告,或者俱乐部内只向会员提供赞助商品牌的物品。

  “在中国,办德州扑克俱乐部是不允许抽水的。”在北京开德扑俱乐部的张威说,“事实上就算允许抽水,许多俱乐部也活不了。因为抽水一般抽的是盈利的5%到10%,而线下德州扑克俱乐部作为开门生意,没有30%的毛利润是活不下来的,就算抽水也会亏损,这一点上积分制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你花多少钱都是俱乐部的。”

  刘宏伟表示,一般正规的俱乐部平均每个月的盈利在20万元到30万元左右,一般冬天特别是春节的时候属于旺季。“有个别非正规俱乐部会从中抽水,一天就可以获得15万元的收入,这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

  张威表示,积分制也并非所有俱乐部都能采用。“如果俱乐部没有知名度,消费者不会认可你的积分,这就需要靠办大赛来提高俱乐部的知名度,使你的积分值钱。”

  7月13日下午3点,新京报记者以普通玩家身份去了另一家德州扑克俱乐部,在缴纳了110元办会员卡并交纳了“报名费”后,服务人员将记者领到了一张桌上,进行当日的MTT比赛。

  扑克桌旁边,一个显眼的大屏幕显示,当日的MTT比赛玩家人数有80人,前5名玩家可以获得一张价值5000元的德州扑克锦标赛门票,前10名玩家可以获得游戏积分。

  “所有正规的德州扑克俱乐部都是积分制的。”该德州扑克俱乐部的前台服务员说,“你的积分可以下次来的时候再使用,积分严禁买卖。”

  当日,新京报记者在这场MTT比赛中坚持了3个小时,在此期间有2个人输光筹码出局,3个人则在输光筹码后数次选择呼叫服务员“再买一手”。据服务员介绍,在当晚7点之前,参赛选手是可以选择再次买入的,7点之后则不允许买入,“这是为了比赛能够按时完成。”记者估算,在这3个小时里这一桌的门票收入超过2000元。

  自2012年以来,中国已经举办了4届中国海南国际扑克大赛(CPG)和5届中国三亚扑克游戏锦标赛(WPT),以及数量繁多的小型德州扑克锦标赛。

  “CPG和WPT的主办方各不相同,CPG的主办方是海南环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而WPT则与线上游戏平台联众有关。”刘宏伟说,“虽然都是赛事,但这两种赛事的‘路数’很不一样。联众和腾讯属于游戏公司。他们举办比赛的初衷是把线上的游戏会员发展到线下,再通过获取比赛选手的个人信息,把线下的高端玩家导入到线上平台,扩大平台体量;而文化公司则有的是为了将日常线下俱乐部的MTT比赛门票‘卖上价’并扩大影响力,有的是单纯想靠比赛盈利。”

  高额奖金是吸引参赛选手的最佳方式。WPT官网显示,2016年WPT中国赛第一名陈昊获得了888万元奖金,而腾讯方面则宣布今年年底将在三亚举办首个WSOP China比赛,赛事总奖励将会达到1600万人民币。

  众多参赛选手则会带动当地旅游业和酒店业的发展。“比如海南省,三亚的支柱产业就是旅游业和酒店业,2012年海南省文体厅举办、三亚市体育局协办,促成了CPG赛事的落地。赛事期间有1000多个选手来参加,工作人员人数也不少,所有比赛选手和工作人员都要住当地的酒店,比赛完毕之后大多数人也都会选择顺便旅游,这就带动了经济。” 刘宏伟说,海南第一次办德州扑克大赛时,当地出租车司机没见过,以为是“赌神大赛”,后来才懂了是扑克比赛。

  举办一场比赛也需要项目繁多的手续。“以前,每办一场德州扑克赛事都需要找体育局申请许可证。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此后,举办比赛不用再申请许可证,而是直接找体育局审批,如果批准通过了会直接发在网上。具体在哪里办,需要找当地的竞赛管理中心报备,提前告知公安局。”张威说。

  德州扑克比赛还必须小心翼翼地与博彩划清界限。“实际上,目前中国举办的德州扑克比赛奖金大多是以游戏币或旅游基金的形式发放的。”刘宏伟告诉记者,“比如你获得了3万元的奖金,主办方会给你价值3.5万现金的游戏币,再和你签署补偿协议,如果平台无法给你发放这些游戏币,会以人民币形式作出补偿;而旅游基金则是送你一个价值几万元的‘美国游’,如果不去可以再寻找途径把它转换为现金。也就是说,不论是游戏币还是旅游基金,国内的德州扑克比赛都是不发放现金的。”

  在刘宏伟看来,很多刚开始办的赛事和赛事品牌能够盈利非常困难,因为知名度不足,当赛事品牌有一定知名度后才存在盈利点。因为每场比赛的参赛选手都需要注册真实信息,其中有许多高端人士,他们的信息非常有价值,对于线上平台来说转化率高,所以很容易拉到赞助。

  与罗小杰相同,刘帅也是通过线上平台Pokerstar接触到德州扑克的,但与罗小杰后来致力于在线下俱乐部打比赛不同,刘帅是一名线上德州扑克半职业玩家。

  7月16日晚,记者见到刘帅时,他的电脑屏幕上正开着六个德州扑克对战窗口,每个窗口都代表一桌德州扑克局,每局的筹码量在500元到1000元不等。

  半小时之后,其中一个窗口的筹码量跳到了2000,“这个局盈利了1000元,而另外5个局有赢有赔,但都是几十块钱的,算下来和半小时前没什么区别。”刘帅说。

  电脑屏幕中的每一枚筹码代表一元钱,这些钱是刘帅通过微信支付和“局头”换来的。刘帅可以随时关闭窗口“离桌”,而这局游戏结束后“局头”会依据刘帅手中的筹码,把相应的钱再从微信上转给刘帅。

  作为一名刚刚创业的90后,由于生意并不乐观,刘帅靠打牌来补贴家用。“最高纪录是在10天赢了3万元,主要的平台就是国外的Pokerstar。”

  刘帅表示,他的赚钱方式是在Pokerstar平台上通过打德州扑克赚取游戏币,然后再从淘宝上把游戏币卖出。但半年前开始,国内上线了许多线上德州扑克平台,他随即转战国内平台。

  7月17日,新京报记者登录了刘帅所在的扑克平台,这家平台采用的是“约局”模式。即玩家可以自行在平台上组局,由“局头”向玩家发放游戏币,再开始游戏。

  新京报记者随即联系了平台客服,询问在哪里可以找到“局头”,平台客服称可以加她微信参加“官方快速局”,最低买入门槛为200元,以微信或支付宝转账,对局结束后,客服再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将资金返还玩家,而盈利的3%将作为服务费。

  还有各式各样的私人“局头”。刘帅就将自己对局的一名“局头”介绍给了记者。这名“局头”抽取盈利的5%作为服务费,在添加该局头微信并支付100元后,局头告知了记者“入局”的ID号,记者加入这场德州扑克局后发现,该场对局限时2小时。试玩了半小时后,记者赢了20元筹码,随即离桌。2小时后,“局头”也信守承诺把119元发给了记者。

  “德州扑克对战模式决定了它需要的服务器要少于斗地主和麻将,管理成本低,但德州扑克玩家的购买力却远高于斗地主和麻将玩家,这意味着它天生适合发展线上平台。”张威说,“德州扑克最开始是博雅在做,后来联众、腾讯都上线了平台想要分一杯羹。相对于‘天天德州’等一般模式,我更喜欢约局模式,因为直接比赛只能让平台获利,而约局模式可以让组织者也有利益。”

  “不管是哪种模式,平台的挣钱方法都是卖币,和游戏卖点卡一样。”罗小杰说,“Pokerstar也好,天天德州也好,其他网络游戏也好,所有虚拟平台都有币商担当游戏币和现金之间的桥梁。”

  罗小杰称,在约局模式里,局头扮演了币商的角色,他们事先通过支付系统从平台处购得一定数量的游戏币,之后再发放给入局的玩家。

  “作为一种竞技游戏,德州扑克的‘监管单位’是体育局,而由于其博彩特征,德扑从业者还必须和公安局以及民政厅‘搞好关系’,再加上各地对待德州扑克的政策各有不同,德州扑克在中国发展的这些年经历了许多风雨。”张威表示。

  在张威看来,对德州扑克从业者来说,最大的打击莫过于2015年中国(江苏)德州扑克大赛因涉嫌赌博被迫取消。这让当时的德州扑克经营者人心惶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3号),以营利为目的,组织3人以上赌博,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5000元以上的,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万元以上的,以及参赌人数累计达到20人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聚众赌博”。

  而德州扑克作为一种需要下注和筹码的游戏,时常会被“重点盯防”,这也是众多德州扑克俱乐部采取积分制,不“抽头渔利”的原因之一。

  海南或许是对德州扑克监管最为宽松的地区。根据棋牌字〔2012〕91号、235号文件,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支持在海南省和湖北省试行开展德州扑克运动项目。

  CPG官方网站显示,2012年经国家体育总局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同意,创办“中国海南国际扑克大赛”,该赛事拥有海南省单项体育竞赛行政许可和网络文化经营许可,并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和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指导,海南省体育总会和海南省扑克协会主办。经过四年的发展,每年吸引国内外超过20万人次的人员参赛,历史总奖励超过1.2亿元。

  “斗地主可以改名‘竞技二打一’,成为国家体育总局推动的全国性锦标赛,这是因为斗地主在中国的群众基础太广泛了,而且首先各地的电视台有播放斗地主的比赛,有电视台的背书,体育总局就可‘顺水推舟’举办比赛,但德州扑克则不同,它一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二需要筹码在桌上频繁流通,本身的博彩意味太浓了。”

  在刘宏伟看来,德州扑克在中国需要找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正规化”发展道路。“2013年,WSOP的赛事总监丹尼斯来国内的一场比赛做裁判长,当时我也是裁判,就请教他中国的德州扑克该如何发展,他说只要不影响比赛的公平性,赛事规则有一些小改动都属正常,中国的德州扑克在规则和扑克文化上都应该有中国自己的味道。他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记者 罗亦丹)

09/1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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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6 2020

丈夫刷短视频刷到失踪妻子:她当年夜出打麻将3年未归

  一名男子寻找失踪的妻子三年,近日意外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妻子,并且发现妻子似乎已经和别人生了孩子。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这名男子讲述,在三年前的一天晚上,妻子突然说要去打麻将。等他4点睡醒时,才觉察到妻子还没有回来,找到麻将馆发现早就已经关门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妻子。在这三年期间这名男子曾报过警,也去过妻子的老家查看情况,但妻子的父母也称妻子没有和他们联系过。

  视频是从妻子二嫂喜欢的人里边刷到的。从网上刷到的视频来看,妻子的孩子似乎已经两岁了,他觉得应该是刚走一年左右就生下了这个孩子。之后他通过查看妻子的视频判断,妻子很有可能住在合肥的一个广场附近,因为妻子在网上发布的视频内容中,经常会带孩子来到这个地方玩。

  但他自从发现妻子的踪迹赶到这个广场附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妻子。而且这个广场附近有好几个小区,所以想要在这里找一个人还是挺难的。对此这名男子称,他并不知道妻子什么时候会出现在这里,等得心都要凉了。

  重点是这名男子表示他就想知道一点,既然妻子已经跟别人生了小孩,而他这边的婚一直不离,那妻子那边肯定也无法结婚,小孩子是如何上户口的呢?最后这名男子称,如果妻子真的是不想和他过,那希望对方能够回来把婚离了,没必要让他浪费这么长时间一直等下去。

  延伸阅读: 婚内出轨会涉及重婚罪?三种行为可构成, 遭遇重婚注意证据收集

  新闻链接:据媒体报道,苏州男子张某利用各省间婚姻登记系统没有联网的漏洞,分别和三个女人结婚生子,并把她们安置在一公里内的三个小区中,坐拥“三个家庭”的张某近日已因涉嫌触犯重婚罪被提起公诉。重婚涉及的民刑法律问题错综复杂,在司法实践中,哪些行为可认定为重婚?

  据人民日报调查显示,自2003年起离婚率连续15年上升,累计增长近7倍,其中出轨是导致离婚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婚内出轨不仅为道德所谴责,更是被法律所抵制。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虽然出轨并非法律概念,法律对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也未明确规定直接不利后果,但是法律对婚内出轨的负面评价体现在后续的因出轨导致的离婚、财产分割、抚养权争夺等方面,情形严重的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构成重婚罪。因此,切莫存有“出轨只违反道德不犯法”的错误观念。

  我国是一夫一妻制国家,法律禁止重婚并不惜动用刑罚手段打击重婚行为。根据刑法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应当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根据此规定,实践中构成重婚罪的行为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有配偶的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内谎称初婚骗取登记或串通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骗取登记的;二是有配偶的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内又与婚外第三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但未进行婚姻登记;三是自己没有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其登记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

  司法实践中,第一种重婚行为较为明显,但第二种类型因较难把握更值得关注,尤其是要理解何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这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

  婚姻法第3条除了“禁止重婚”,还规定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可见刑法下的“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与婚姻法下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并非同一概念,前者属于犯罪行为,后者属于一般出轨同居行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释义是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据此,区分重婚罪行与一般出轨同居行为的关键在于是否“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如果仅是偶尔、临时的姘居,既不属于重婚,也不属于“有配偶者与他人重婚”。如果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却不以夫妻关系相待,也不属于事实上的重婚。

  婚姻法第10条规定,重婚的婚姻无效。无效的婚姻自始无效,意指无效婚姻在被法院依法宣告无效时即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

  前文张某的后两段婚姻都因属于重婚,且自始无效,他与后两位“妻子”生育的子女则属于法律上的非婚生子女。

  但是在一种情况下,重婚无效可以被阻却。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导致无效婚姻的无效条件消失后,使原本的无效婚姻被阻止,无效婚姻变为了有效婚姻。

  例如,某男与甲女于2000年在北京登记结婚,2005年该男又与乙女在上海登记结婚,从此时起,该男与乙女的婚姻属于重婚,后该男与甲女于2010年离婚,此时双方的婚姻关系即已终止。若有利害关系人在该男与甲女离婚后起诉至法院申请该男与乙女的婚姻因重婚而无效,法院依据上述规定可不予支持。因为前婚已经终止,导致后婚无效的事由已经消失,后婚转为有效,且一般认为后婚效力应从前婚终止时开始起算比较合适。

  那么,重婚既然是犯罪行为,怎么又变成了有效婚姻呢?这又是否意味着重婚符合以上阻却情形后就不是犯罪了呢?

  这里涉及婚姻法和刑法的衔接问题。刑法为犯罪行为设置了追诉时效,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87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犯罪经过五年后不再追诉。而重婚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两年有期徒刑,因此重婚行为结束五年后将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此处的重婚行为结束,是指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后婚的离婚手续或以夫妻名义的同居生活已经结束。

  因此,如果在重婚期间内或重婚结束后五年内案发,一旦坐实将被追究刑责,如果因重婚同时产生了民事和刑事案件,则应中止审理民事案件,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

  重婚罪既可以自诉也可以公诉,在重婚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时可自己向法院提出刑事自诉,当证据不足时,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鉴于现实中存在大量的重婚受害人,因为经济上依赖重婚者,或者受到重婚者的人身限制、威胁恐吓、家庭暴力等,不敢提起自诉或向公安机关报案,知情的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和有关单位也可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提出控告或检举。

  刑事诉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证据的收集对于犯罪的证明至关重要。重婚罪自诉的举证责任要由自诉人承担,即便因证据不足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其侦查,对于重婚罪来说没有人能比受害人对证据的接触更直接、更容易。因此,受害人一旦发现对方有重婚的可能,一定要注重第一手证据的收集与保存,以防对方后期毁灭证据。

  在收集证据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能够确定第三者的身份,诸如姓名、样貌、工作、住所等信息;其次是能够证明双方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可以通过调取双方聊天记录对彼此的称呼、取得二者共同买房或租房的合同、制作载有二者亲密行为的录音录像、走访二者同居住所的邻居获取证言等,同时尽量争取多个证人出庭;三是重婚者或第三者自认重婚的证据务必小心留存,包括语音、录像、文字聊天记录,如有保证书、悔过书、协议书等书面材料尽量签字或捺手印,有较强的证明力。

  另外,以下证据对重婚有重要证明作用,但受害人自己不能调取,需要通过律师持有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调取或申请法院调取,包括重婚者和第三者的婚姻登记档案;重婚者以配偶名义签字办理住院、同意手术的手续材料;载有重婚者及第三者姓名的房产证等证明文件。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跨国婚姻也逐渐增多,不过因成长经历没有交集、接触时间短、对对方背景不甚了解等因素,跨国婚姻中存在不少骗婚现象。那么,外国人是否有可能因跨国婚姻触犯我国刑法构成重婚罪呢?答案是肯定的。

  只要外国人在我国境内有重婚行为,侵犯了我国的“一夫一妻”制度,不管其是在国外结婚后又在国内与中国人结婚、还是与中国人在国内结婚后又去国外结婚、或是结婚后又与他人在国内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只要符合我国刑法重婚罪构成要件的,均应纳入我国刑法规制范围。

  一名男子寻找失踪的妻子三年,近日意外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妻子,并且发现妻子似乎已经和别人生了孩子。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这名男子讲述,在三年前的一天晚上,妻子突然说要去打麻将。等他4点睡醒时,才觉察到妻子还没有回来,找到麻将馆发现早就已经关门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妻子。在这三年期间这名男子曾报过警,也去过妻子的老家查看情况,但妻子的父母也称妻子没有和他们联系过。

  视频是从妻子二嫂喜欢的人里边刷到的。从网上刷到的视频来看,妻子的孩子似乎已经两岁了,他觉得应该是刚走一年左右就生下了这个孩子。之后他通过查看妻子的视频判断,妻子很有可能住在合肥的一个广场附近,因为妻子在网上发布的视频内容中,经常会带孩子来到这个地方玩。

  但他自从发现妻子的踪迹赶到这个广场附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妻子。而且这个广场附近有好几个小区,所以想要在这里找一个人还是挺难的。对此这名男子称,他并不知道妻子什么时候会出现在这里,等得心都要凉了。

  重点是这名男子表示他就想知道一点,既然妻子已经跟别人生了小孩,而他这边的婚一直不离,那妻子那边肯定也无法结婚,小孩子是如何上户口的呢?最后这名男子称,如果妻子真的是不想和他过,那希望对方能够回来把婚离了,没必要让他浪费这么长时间一直等下去。

  延伸阅读: 婚内出轨会涉及重婚罪?三种行为可构成, 遭遇重婚注意证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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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人民日报调查显示,自2003年起离婚率连续15年上升,累计增长近7倍,其中出轨是导致离婚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婚内出轨不仅为道德所谴责,更是被法律所抵制。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虽然出轨并非法律概念,法律对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也未明确规定直接不利后果,但是法律对婚内出轨的负面评价体现在后续的因出轨导致的离婚、财产分割、抚养权争夺等方面,情形严重的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构成重婚罪。因此,切莫存有“出轨只违反道德不犯法”的错误观念。

  我国是一夫一妻制国家,法律禁止重婚并不惜动用刑罚手段打击重婚行为。根据刑法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应当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根据此规定,实践中构成重婚罪的行为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有配偶的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内谎称初婚骗取登记或串通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骗取登记的;二是有配偶的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内又与婚外第三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但未进行婚姻登记;三是自己没有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其登记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

  司法实践中,第一种重婚行为较为明显,但第二种类型因较难把握更值得关注,尤其是要理解何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这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

  婚姻法第3条除了“禁止重婚”,还规定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可见刑法下的“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与婚姻法下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并非同一概念,前者属于犯罪行为,后者属于一般出轨同居行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释义是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据此,区分重婚罪行与一般出轨同居行为的关键在于是否“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如果仅是偶尔、临时的姘居,既不属于重婚,也不属于“有配偶者与他人重婚”。如果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却不以夫妻关系相待,也不属于事实上的重婚。

  婚姻法第10条规定,重婚的婚姻无效。无效的婚姻自始无效,意指无效婚姻在被法院依法宣告无效时即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

  前文张某的后两段婚姻都因属于重婚,且自始无效,他与后两位“妻子”生育的子女则属于法律上的非婚生子女。

  但是在一种情况下,重婚无效可以被阻却。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导致无效婚姻的无效条件消失后,使原本的无效婚姻被阻止,无效婚姻变为了有效婚姻。

  例如,某男与甲女于2000年在北京登记结婚,2005年该男又与乙女在上海登记结婚,从此时起,该男与乙女的婚姻属于重婚,后该男与甲女于2010年离婚,此时双方的婚姻关系即已终止。若有利害关系人在该男与甲女离婚后起诉至法院申请该男与乙女的婚姻因重婚而无效,法院依据上述规定可不予支持。因为前婚已经终止,导致后婚无效的事由已经消失,后婚转为有效,且一般认为后婚效力应从前婚终止时开始起算比较合适。

  那么,重婚既然是犯罪行为,怎么又变成了有效婚姻呢?这又是否意味着重婚符合以上阻却情形后就不是犯罪了呢?

  这里涉及婚姻法和刑法的衔接问题。刑法为犯罪行为设置了追诉时效,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87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犯罪经过五年后不再追诉。而重婚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两年有期徒刑,因此重婚行为结束五年后将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此处的重婚行为结束,是指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后婚的离婚手续或以夫妻名义的同居生活已经结束。

  因此,如果在重婚期间内或重婚结束后五年内案发,一旦坐实将被追究刑责,如果因重婚同时产生了民事和刑事案件,则应中止审理民事案件,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

  重婚罪既可以自诉也可以公诉,在重婚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时可自己向法院提出刑事自诉,当证据不足时,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鉴于现实中存在大量的重婚受害人,因为经济上依赖重婚者,或者受到重婚者的人身限制、威胁恐吓、家庭暴力等,不敢提起自诉或向公安机关报案,知情的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和有关单位也可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提出控告或检举。

  刑事诉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证据的收集对于犯罪的证明至关重要。重婚罪自诉的举证责任要由自诉人承担,即便因证据不足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其侦查,对于重婚罪来说没有人能比受害人对证据的接触更直接、更容易。因此,受害人一旦发现对方有重婚的可能,一定要注重第一手证据的收集与保存,以防对方后期毁灭证据。

  在收集证据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能够确定第三者的身份,诸如姓名、样貌、工作、住所等信息;其次是能够证明双方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可以通过调取双方聊天记录对彼此的称呼、取得二者共同买房或租房的合同、制作载有二者亲密行为的录音录像、走访二者同居住所的邻居获取证言等,同时尽量争取多个证人出庭;三是重婚者或第三者自认重婚的证据务必小心留存,包括语音、录像、文字聊天记录,如有保证书、悔过书、协议书等书面材料尽量签字或捺手印,有较强的证明力。

  另外,以下证据对重婚有重要证明作用,但受害人自己不能调取,需要通过律师持有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调取或申请法院调取,包括重婚者和第三者的婚姻登记档案;重婚者以配偶名义签字办理住院、同意手术的手续材料;载有重婚者及第三者姓名的房产证等证明文件。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跨国婚姻也逐渐增多,不过因成长经历没有交集、接触时间短、对对方背景不甚了解等因素,跨国婚姻中存在不少骗婚现象。那么,外国人是否有可能因跨国婚姻触犯我国刑法构成重婚罪呢?答案是肯定的。

  只要外国人在我国境内有重婚行为,侵犯了我国的“一夫一妻”制度,不管其是在国外结婚后又在国内与中国人结婚、还是与中国人在国内结婚后又去国外结婚、或是结婚后又与他人在国内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只要符合我国刑法重婚罪构成要件的,均应纳入我国刑法规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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